港媒：中国核心利益受损将猛烈反击决不手软
1．被执行人现有的财产 过去对于被执行人居住的房屋能不能执行存有疑问。
{17}在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学术争鸣还比较少见，但近些年来，学界倒是对法律方法（论）相关用语问题真正展开过争论。{45}参见前注{23}，王利明书，第53-57页。
{42}前注{14}，张青波文。而作为学科分支的法学方法论，因为同时探讨法的正当性问题，所以也成为法哲学的一个部分。{39}德国教材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的法学方法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而逐渐独立出来，并形成一门学科分支。 内容提要: 法律方法论是法学人才培养的必要课程。在我国，法律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是从国外引入的一个研究领域和学科。
参见刘幸义：法理学领域之未来与展望，《月旦法学》2003年第9期。国内读者阅读拉伦茨《法学方法论》时，相信会有切身感受。[14] 现代调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经历了狂热发展阶段后，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冷静思考，重新认识诉讼与审判的法治意义。
【注释】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在草案中也增设了适宜调解条款，即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调解也并非没有消极影响，其负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程序保障，法院调解与其他调解类型一样，是典型的调和与迁就的温和技术，在缺乏辩论权等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下，个别调解虽最终解决了争议，但也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是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调解资源的整合。
但是，在《人民调解法》实施的一年半时间里，社会各界对其抱有的热情开始急剧衰减，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人民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到法院请求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寥寥无几，为数不少的法院甚至一起这样的案件都未曾受理过，各种调解方式间的碎片化倾向，并没有因为立法规定的衔接形式而走到一起。在诉讼过程中，则由于司法政策对调解过度尊崇，尤其是以调解率最大化的数字化管理来激励或奖惩法官，使他们运用公共权力强迫当事人调解，其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角色不再被强调。
这样，大调解在发展中以消耗司法权威为代价越发工具化，作为纠纷解决技巧或策略存在的大调解只是被看做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保障手段，调解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作为制度创新的大调解制度也是如此，唯有适用情形是有限的，才可能是有效的。诉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特别是国家设立的法院，国家有义务建立独立的合格的法院，培养公正的合格的法官，制定健全的民事司法制度，并且在当事人将民事纠纷诉诸法院的时候，法院必须予以受理，并进行审判。让纠纷在案结事了层面上获得解决，追求零判决似乎成为法院审判工作的佳境，对如何输出正式的司法产品，如何通过判决来为社会制定规则等体现法院社会责任的工作则不作考虑或考虑得不多。
在更深的层次，这样的思维源自于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无论是上级政府评价下级政府还是地方官员在选拔中获得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DP总量、增长速度和排位，不稳定因素又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因此，这类纠纷更适合通过诉讼解决，而不适宜通过调解化解。纠纷是否涉及违法和犯罪行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第122条规定了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其中的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民诉法草案时加入的，这一但书的意义非比寻常，表明立法上已经开始向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理念转向，这对于增进民事纠纷解决的合法性，提高公众对民事纠纷解决体制的信服度和接纳度，提高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提升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适应性都有着重要意义。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15][英]迈克尔·努尼：《法律调解之道》，法律出版社2006版，第24页。
梳理后便会发现，中国调解兴起、审判衰落的拐点发生在2002年9月，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为标志。作为制度配套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3月公布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做了较完整的规定。
如果遇到下列情形，则应当认为不适合调解：（1）对多数人造成广泛影响的政策性纠纷，如涉及公法利益、公共政策的案件，其解决结果会影响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这类纠纷更适合通过诉讼解决，而不适宜通过调解化解。例如，《人民调解法》立法过程中各方都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并在该法第33条中创设了这一制度。调解的类型化使得调解更具有针对性，例如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债务调解就会增多，因为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以法律判断为使命的民事诉讼也无法满足所有需要，有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调解因具有迅速及时和变通特征的优势，便可在纠纷解决中大显身手。基于历史惯性，新中国调解的发展显然受到了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调解机构乃至法院在纠纷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首要角色是党和政府的助手，然后才是纠纷解决者。马可·格兰特则认为，美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审判结案率在整体上持续下降，由此深刻地改变了法官和律师的工作习惯，以至于他们很少进行审判，如由于法院的判例减少，其制定行为标准的能力下降，法院为社会提供行为标准的能力下降了。（3）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便是所谓的大调解，它是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协调）和司法调解的整合和联动。[17]换言之，大调解也会有其局限或弊端，例如，缺少公开的问责性、只是个案的处理、对其他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差等。
四、结语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体制中，以自治性为灵魂的调解完全属于私人控制下的纠纷解决方式，民事审判则是国家公权力控制下的纠纷解决方式，以追求秩序价值和社会正义为己任。当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适性的纠纷解决体制。
第二种发展模式在对传统调解制度的局部改良中形成，我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它强调调解制度的自生性和自主性，被认为是在特定历史发展和革命过程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实践和法律，是与西方现代调解二元对立的发展路径。是否有极大的权利不平衡，在权利行使能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当事人无法相互平等协商，无法平等地通过调解程序讨价还价，家庭暴力纠纷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排除的角度，还应确定不适宜调解的事项，以防止调解的滥用。作为社会治理方式和工具的调解无所不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没有审判，只有调解的司法是不可想象的。（2）尊重当事人自治，为当事人提供参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机会，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自我决定的平台，当事人有机会超越自身利益而寻求与对方当事人相互理解的中间利益（ Meta－interest），婚姻家庭类纠纷最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需求。
（二）理性看待大调解 理性看待大调解是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我们有必要对现行大调解制度作出客观的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
他认为，和解是对审判制度的一种冲击，只能达到一种二流正义，是对大众社会的投降，它既不应当鼓励也不应当称赞。因此，学者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性合作的新形式。
因此，中国大调解制度的发展绝非单纯地出于节省诉讼资源的考虑，而是综合了避免监督和利于执行等多重因素，以静态的稳定为目标。在2009年，调解结案的绝对数量（2099024件）首次超过判决结案的绝对数量（1959772件），从而使法院调解在法院的全部审判工作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法院解释、澄清、发展与适用法律的职能往往是通过优秀的判决得以实现的，这要求法院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制作判决，法院对于那些涉及普遍利益和价值的法律问题要有宣判的机会。 纵观世界，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创设的调解制度，这一调解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轫，继而于80年代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又拓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等国。参见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5]仅从社区自治角度看，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治组织，而是街道党委和政府的办事机构，在社区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下，内附于居（村）委会之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岂能自治？ [6]徐亚文、邓珊珊：《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3期。
交通事故、合伙协议等，应该先行调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如大量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的人员流动、人户分离和农民工进城。
反过来讲，诉讼不仅直接实现法律效力，而且还为法律在社会上产生效力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一些地方将大调解在社会管理中的界限形象地描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同时，在涉及政府行为造成的纠纷中，政府更是直接充当纠纷解决参与者的角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官的纠纷解决机制自然很难解决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冲突，[6]调解则变成了一种行政行为。此后，司法政策的重心开始向调解倾斜，调解率成为激励指标，诸如背靠背调解等以往被最高人民法院批评的工作方式，自这次会议后重新得到肯定。
